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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周明学应邀参加“世界史学术圆桌讨论:跨越太平洋的历史课堂”并作发言
作者:管理员 时间:2023-1-14 点击:67

2023年1月14日上午9:00-12:00(美国东部时间为1月13日下午8:00-10:30,中部时间为下午7:00-9:30,山地时间为下午6:00-8:30,西部时间为下午5:00-7:30),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美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采用腾讯会议的方式联合举办了题为“跨越太平洋的历史课堂——从《在美国发现历史》到《在美国教历史》”的世界史学术圆桌讨论会。九江一中副校长、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周明学应邀参加了本次讨论会,并作了会议发言。


本次会议邀请的嘉宾和发言人,另有孙绮(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邵勤(美国新泽西学院教授,《在美国教历史》作者)、李小兵(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中央大学教授,《在美国教历史》作者)、姚平(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在美国教历史》主编)、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在美国教历史》主编)、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世界史系教授)、张勇安(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焦姣(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北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薛雍乐(耶鲁大学历史学系硕士,澎湃新闻“第六声”主编)、李学宜(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在美国教历史》责编)。


本次会议的议程分为本次圆桌会议情况介绍、《在美国教历史》的写作与出版、对《在美国教历史》的评论与提问、对谈与互动等四项。其中,第二项、第三项议程由王希教授主持,周明学副校长作了发言。他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在美国发现历史》、《在美国教历史》这两本书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批留美历史学人对自己在美国求学、治学、教学、生活的回忆与反思,作者达41位,涉及了美国主要类型的大学(包括文理学院、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这些内容决定了这两本书的无可取代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他认为这两本书,是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留学史、中国知识分子史、美国高等教育史、美国史学发展史、美国移民史、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史、中美史学交流史的珍贵的、鲜活的素材和资料,有利于对特定时代某一历史的“整体性认识”。他还认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不低于历史上的同类题材的“名著”,如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容闳回忆录》,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钱存训的《留美杂忆》,黎东方的《平凡的我》,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因为这些“名著”是不同时代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回忆、个人的叙事,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了作者在美国求学、教学的经历,具有“碎片化”呈现的特点,难以集中反映同一时代中国留美历史学人群体的“全貌”,难以集中反映同一时代美国不同类型高校的历史学科建设的“全貌”,难以集中反映同一时代中美史学界学术交流的“全貌”。第二部分,他说,41位老师的职业精神、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对他的中学教书育人工作和近年参加的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非常有帮助、有启发,如孙绮教授把教书视为事业和使命,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细致的交流,每个学期和每个学生进行一次15分钟的“聊天会”;邵勤教授把培养世界公民作为教师的主要使命,坚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如邵老师介绍:一位非裔美国女学生上课迟到几次,请她到我办公室,要求她准时,此后没有迟到一次。我对她有要求,表明了我对她的重视和信任,而不是放弃;如果听之任之,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歧视她。邵老师介绍的这个教育案例具有普遍意义);姚平教授一直把王家范老师所说的“读一本书可以备一堂课,读十本书也可以备一堂课”奉为宗旨,且每学期教三门不同的课,每周12课时,亲自批改学生的作业;王希教授认为大学教授应该给学生带来最有活力的教学,他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撰写教学大纲,从课程宗旨到主题设置、教学进度、教材选择、作业种类以及判分标准,都做好周密的思考。上述老师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只是书中的一部分,窥一斑而知全豹,体现的是一种敬业、精业的职业精神,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感动。第三部分,他按照会议的安排,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李小兵教授在美国多所大学开设过“中美关系史”,把讲课重点放在中美关系的历史转折点上,着重介绍1949年、1979年和2019年的中美关系三大转折。的确,中美关系的转折与“9”字的关系十分密切,如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启了对华关系的新时代。他的问题是,1989年这个年份,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否具有转折意义?为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从书中,他知道美国大学都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包括了中小学,如邵老师的一位去公立中学任职的学生来信说:“我希望以后能把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带到我的课堂,帮助我的学生了解世界上各种非正义和压迫性的政府”。邵老师认为“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是出思想的关键”,是学生们在大学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能力,也是培养他们成为公正的、有献身精神的世界公民的必要环节。他的问题是,“批判性思维”一词在中文中很容易让人误解,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中文翻译?“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内容是否可以概括为“合理质疑,独立思考”?第三个问题,是给李学宜编辑提一个建议,即北大出版社能否组织留学欧洲的历史学人也编写两本这样的书?这是他读到《在美国教历史》的最后一篇范鑫教授的文章产生的想法。范教授在《“那个崇高的理想”——欧美十年教师生涯反思》一文中,介绍了德国、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体制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的不同,如美国的大学,在每个学期结束之后,每个学生都要对老师的教学进行评价,这份材料是教师们评定职称申请晋级的重要内容,所以许多老师对学生毕恭毕敬,有求必应,而这样的情况在德国是不存在的,德国的大学没有学生对老师的教学评估,像美国比较流行的评师网之类的网站在德国是违法的。但这样的介绍不够详尽,不解渴,北大出版社能否出版专门的留学欧洲的历史学人的回忆与反思的书?对周明学副校长提出的问题,邵勤教授和《在美国教历史》的作者、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卓越教授、系主任魏楚雄教授作了热情的回应和解答。


周明学副校长表示,参加这样的“跨越太平洋的圆桌讨论会”非常有意义,这是一次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全新的学习体验,给自己进一步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和其他社会兼职工作带来了新的思考、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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